用市場機制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2019-08-22
22 2019-08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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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經濟日報》作者:王東京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文明建設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對如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本文將從人類文明轉型規律的角度,重點分析怎樣用市場機制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稀缺性要素演變:人類文明轉型的一般規律

  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已歷經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兩個階段,目前正向生態文明轉型。也有學者說在農耕文明之前還有一個“原始文明階段”,不過此點有爭議,且與本文關系不大,這里先存而不論。我們要討論的是,人類文明為什么會轉型,或者說推動農耕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對以上問題,西方學者在分析社會轉型時有一個研究視角可供借鑒。基本觀點是,一個社會哪個階級擁有最稀缺資源,這個階級就會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社會性質也由此決定。奴隸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最稀缺的要素是勞動力,擁有奴隸的奴隸主階級就成了奴隸社會的主導階級。后來隨著人口增長,勞動力不再稀缺而土地變得稀缺,地主階級便成為封建社會的主導階級;再后來發現了新大陸,土地不再稀缺而資本變得稀缺,于是資本家階級又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階級。

  用“要素稀缺性”解釋社會轉型只是一個視角,事實上,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的角度解釋社會轉型會更科學。不過即便如此,我認為用“要素稀缺性”解釋文明轉型倒是可取。如封建社會產生農耕文明,就是因為糧食供給短缺。當年馬爾薩斯主張控制人口,理由是糧食增長比人口增長慢。由于糧食供給短缺,封建社會的文化風俗以及各類祭祀活動皆與糧食生產相關,這樣就產生了農耕文明。

  現在回頭看,馬爾薩斯只說對了一半。封建社會前期乃至中期,人口確實比糧食增長快;但到了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工具改進與耕作技術進步,溫飽基本解決,人們需求層次提升,使得“奢侈品”更稀缺,這樣便催生了工業文明。如穿的方面有了尼龍、滌綸;吃的方面有了甜菜糖、罐頭、汽水、巧克力;住的方面有了電梯、鋼筋混凝土建筑和摩天大樓;行的方面有了汽車、火車、輪船、飛機等。

  工業社會的到來,一方面極大地豐富了物質供應,但同時也損害了生態環境。相對物質供應來說,好的環境反而變得稀缺了。今天人們更需要潔凈的空氣、健康的食品與優美的環境,于是工業文明又開始向生態文明轉型。事實的確如此。幾十年前,人們還把“煙囪林立”作為文明的標志。然而今非昔比,國內媒體時有報道,有地方招商由于項目污染而遭到居民抵制,說明生態環境已成為稀缺品。

  是的,隨著我國工業化進入中后期,損害環境的代價已越來越高。不是說企業的污染程度比過去更嚴重,而是從機會成本角度看,由于人們需求發生了變化:過去盼溫飽,現在盼環保;過去求生存,現在求生態,良好的生態環境已變得日益重要。正是基于此,所以中央強調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并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社會成本內化:控制污染的兩種方案

  前面分析過了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的原因,接下來要研究的是,應該怎樣推動工業文明轉型?為此必須先弄清楚兩個問題:一是企業為何會損害生態環境?二是用什么辦法控制企業損害生態環境?為便于分析,下面讓我用企業碳排放的例子來討論。

  眾所周知,碳排放是造成目前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原因。環境事關公共利益,企業為何不主動限排呢?對此經濟學的解釋是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分離導致的結果。換言之,企業只支付原材料、工資、管理費等內部生產成本,而將碳排放損害環境所發生的成本(治理環境的費用與居民受到的損害)轉嫁給了社會(政府或居民)承擔。正因如此,企業對碳排放漠不關心甚至肆無忌憚。

  據此分析,減少碳排放的關鍵是要將社會成本內化為企業成本。問題是怎樣將社會成本予以內化呢?經濟學家曾提出過兩種方案:上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了征稅補償的辦法,即由政府先向碳排放的企業征稅,然后再補償給受損居民。可是經濟學家科斯1960年發表《論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庇古方案,認為政府征稅雖能將社會成本內化,但并非唯一方案,更不是最優方案。

  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按照交易成本高低來分攤社會成本。在科斯看來,碳排放權的分配其實就是社會成本的分攤,或者說是界定產權。若將碳排放權(產權)界定給企業,則企業無需承擔社會成本;若將碳排放權界定給居民,企業就得承擔全部社會成本。至于碳排放權在企業與居民間如何分配,政府只需看界定給誰的交易成本更低。

  所謂交易成本,是指信息搜集、談判溝通、組織協調等制度成本。在工業化初期,環境污染并不嚴重,公眾環保意識也不強,將碳排放權界定給企業一般不會有人反對,交易成本會相對低;但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生態環境逐步惡化,公眾環保意識不斷增強,若仍將碳排放權界定給企業則反對者增多,交易成本會升高。由此看,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碳排放權分配給企業的比例應逐步降低,分配給居民的比例應逐步提高。

  要特別指出的是,根據科斯方案,分配碳排放權只是內化社會成本的第一步,同時還得開放碳排放權市場,讓碳排放權可以進行交易。可是現在有不少人擔心,開放碳排放權交易后,有的企業買不起排放指標怎么辦?我的答案很簡單,買不起排放指標的企業當然只能限排,因為開展碳排放權交易本來就是為了淘汰落后產能。

  是的,保護環境必須限制碳排放。由于以前未開放碳排放權市場,企業限排只能靠行政命令,由政府下令直接限制某些高污染企業排放;而現在開放了碳排放權市場,便可通過市場機制限排。實踐證明,用市場機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現今經濟學家大多贊成科斯方案而不支持庇古方案,歸根到底,因為庇古方案是一種政府限排方案。

社會收益內化:綠水青山的盈利模式

  如果說將社會成本內化目的是控制企業碳排放,減少負外部性。那么與碳排放不同,企業投資改善環境則具有正外部性,其社會收益往往要大于私人收益。這是說,要鼓勵投資者改善環境,就得將社會收益內化,建立社會收益與私人收益的平衡機制。否則投資者缺乏利益驅動,就很難有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現在一些人對這一論述有誤解,以為一個地區生態環境好了經濟也就自然發達了,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對的。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有時也會存在沖突,而當兩者發生沖突時,就不能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生態環境。

  顯然,習近平總書記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在強調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而不是指“綠水青山”天然就是“金山銀山”。一個基本事實是,農耕時代生態環境肯定比今天好,可那時候經濟卻遠不如今天發達。近些年我做鄉村調研,看到有些地方“綠水青山”確實已變成“金山銀山”,但有的地方雖然也山青水綠,卻至今尚未脫貧。由此看來,要把“綠水青山”變成收入,還得為“綠水青山”設計出盈利模式。

  將“綠水青山”變成收入,關鍵是要將生態環境的社會收益內化。以美麗鄉村建設為例,中央提出,要“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需要注意的是,將美麗山水和鄉愁變成農民收入,面臨著兩方面的困難:一是生態環境屬公共品,由于生態環境消費不排他,無法向游客收費;二是生態環境消費即便能夠收費,也往往難以計價。比如,鄉愁是游客的一種主觀感受,游客享受了多少鄉愁說不清,鄉愁值多少錢也說不清。

  為“綠水青山”設計贏利模式,經濟學提出的辦法是尋找委托品,將那些不能計量或計價的商品(服務)借助某種委托品進行交易。想問讀者:商家賣礦泉水是賣什么?若你認為只是賣水就錯了。事實上,商家賣礦泉水不單是賣水,同時也是賣“方便”。由于“方便”不好計量,于是商家將“方便”委托到了礦泉水上。一瓶礦泉水300毫升賣2元,600毫升賣3元,水多一倍而價格未高一倍,是因為水增加了而“方便”沒增加。

  現實中類似的例子很多。我所知道的:湖南永州新塘村土壤環境好,當地農民就把無污染的土壤環境委托到蔬菜上,將蔬菜和“環境”一起賣到了粵港澳;吉首隘口村將當地特殊的氣候、土質委托到茶葉上,將茶葉和“氣候”銷到了全國;湘西馬王溪村發展觀光農業,將田園風光委托到了生態產業上,也賺得缽滿盆滿。

  往深處想,生態環境的不同要素其實都可以找到相應委托品。上面的例子中,農民將特色山水委托到了特色農產品上;同理,鄉愁雖不好計量或計價,但也可委托到古村、古樹、古井、古建筑的門票上。可以推斷,只有找到了委托品,社會收益便可內化,“綠水青山”就有了盈利模式。而生態環境一旦能帶來收入,人們就會有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積極性。

  要特別指出的是,變“綠水青山”為“金山銀山”,尋找委托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積極作為。首先,政府應加大對鄉村基礎設施的投資,要是路橋不通,即便山再青、水再綠,游客進不去,“綠水青山”也不可能變成“金山銀山”;再有,政府應為生態環境資源確權,推動生態環境資源變資產。

  三點重要結論

  分析至此,我們可得出三點重要結論:

  第一,不同社會文明形態的形成,是由不同時期稀缺性要素所決定的。隨著我國工業化進入中后期,人們的需求發生了顯著變化,更加追求環保和生態。由于生態環境已變得越來越稀缺,物以稀為貴,于是使損害生態環境的代價越來越高,這樣就決定了工業文明必須向生態文明轉型。

  第二,保護生態環境,關鍵在內化社會成本,使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大體保持一致。對此,庇古提出的方案是對污染排放企業征稅;而科斯提出的方案是界定排放權,并通過市場進行排放權交易。很明顯,庇古方案強調的是由政府限排,科斯方案強調的是用市場機制限排。大量的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表明,用市場機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

  第三,改善生態環境,重點在內化社會收益,建立起社會收益與私人收益的平衡機制。而將社會收益內化,辦法是為不同的生態環境要素找到委托品,并設計出相應的盈利模式。同時,政府應加大對鄉村基礎設施投資,為生態環境資源確權,推動生態環境資源變資產。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網絡編輯:畢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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