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學的創新性貢獻

2019-12-03
03 2019-12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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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光明日報》作者:王東京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當前,穩定經濟增長的重點是解決結構問題,解決結構問題必須從供給側發力,從供給側解決結構問題要堅持用改革的辦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方案,也是推動全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方案,對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具有原創性貢獻。

  穩定經濟增長的重點是解決結構問題

  一個國家要穩定經濟增長,前提是供求總量與供求結構都要保持均衡。然而,以往大多數經濟學家只關注總量均衡卻忽視了結構均衡。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中首次提出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原理,即薩伊定律,其論證邏輯是:人們賣出自己的商品,目的是為了購買別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為買而賣,有供給就一定會有需求,供求可以自動均衡。顯然,薩伊所說的供求均衡,指的是總量均衡。

  20世紀30年代,西方世界發生了經濟大蕭條,普遍的生產過剩和失業令薩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凱恩斯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提出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投資與消費,掀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雖全盤否定薩伊定律,但他所關注的同樣也是總量均衡。

  《通論》一度被西方國家奉為國策。可惜好景不長,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先后陷入“滯脹”,于是人們又紛紛批評凱恩斯開錯了藥方,以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受到了關注。供給學派提出政府應重點減稅而不是增加公共支出,這一主張與凱恩斯并無實質性不同,兩者皆主張刺激投資,區別在于前者主張擴大私人投資,后者主張增加公共投資。

  從薩伊到凱恩斯再到供給學派,關注的都是總量均衡。在他們看來,市場均衡的關鍵在總量而非結構。

  與以往經濟學家的看法明顯不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關注和解決結構性問題。這一論斷既堅持了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又創新了市場均衡理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對市場均衡作過嚴密論證,得出的結論是:總量均衡并不代表結構均衡。馬克思指出,社會總資本再生產要順利進行,條件是要同時實現價值補償與實物補償。價值補償指總量平衡,實物補償指結構平衡。若只有總量均衡沒有結構均衡,最終仍會導致供求總量的失衡。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的經濟大蕭條雖然表現為總量失衡,深層原因卻是結構失衡。

  何謂總量均衡與結構均衡?舉個例子:假定一定時期總供給為1000萬元,總需求也是1000萬元,此時供求總量(價值補償)是平衡的;但從實物補償看,假定市場供給1000噸鋼材、2500噸糧食,而市場需要的卻是800噸鋼材、3000噸糧食,于是鋼材過剩200噸,糧食卻短缺500噸,供求結構并不平衡。

  如果結構失衡不解決,社會再生產便無法進行,長此以往總量也會失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總量均衡是由無數個局部均衡加總起來的均衡,一個經濟體內部市場要出清,前提是人們想賣的商品都能賣得出,而想買的商品也都能買得到,否則就會導致兩種結果:庫存增加或者需求外溢。無論出現哪種結果,總量都會失衡。一旦結構失衡造成了總量失衡,若不解決結構問題,刺激需求只會適得其反。凱恩斯當年主張政府通過增加赤字刺激投資,目的是要實現總量均衡,然而這種辦法只在短期管用,長期卻是飲鴆止渴。道理很簡單,如果某種產品庫存增加,說明生產已經過剩,此時應減少生產才對,但在政府刺激政策下企業會繼續生產,這對結構失衡無異于雪上加霜。供給學派提出的全面減稅也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1981年里根入主白宮,起手就按供給學派的主張削減政府開支,全面調減個人所得稅和公司利潤稅,此舉雖一度帶動了美國經濟的復蘇,但并未解決結構性問題,所以里根執政后期又迫不得已開始加稅。

  解決結構問題應從供給側發力

  《通論》出版之前,經濟學家一直是重視供給管理的。19世紀初薩伊提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著力點明顯在供給側。1890年馬歇爾出版《經濟學原理》,將供給與需求結合起來研究局部均衡,重點也不在需求側。凱恩斯為何要將市場均衡的重點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兩個原因:其一,1929—1933年西方國家發生經濟大蕭條,薩伊定律無能為力,為救資本主義于水火,凱恩斯另起爐灶創立了需求管理理論,在短期內產生了刺激增長和增加就業的效果;其二,供給難以調控,需求則易于調控,因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容易被政府采納。理論上講,生產出現過剩時,要恢復供求均衡,既可減少供給,也可增加需求。可在凱恩斯看來,減少供給就得限制生產,進而增加失業,擴大需求不僅可以增加就業,而且政府用擴張性政策刺激需求易于操作。

  凱恩斯理論后來導致西方經濟陷入了滯脹。究其原因,是因為時代的變化動搖了凱恩斯理論的根基。凱恩斯認為,一個國家出現生產過剩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他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預期資本邊際收益遞減、流動性偏好三大心理規律對有效需求不足作了論證。筆者認為,在凱恩斯所處的時代,他的分析沒有錯,但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上述三大規律已有兩個不成立。

  先看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凱恩斯認為,由于人們的消費增長趕不上收入增長,隨著新增消費在新增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人們會增加儲蓄,消費需求會不足。可事實上,近30年消費信貸悄然興起,儲蓄率不升反降。1940—1980年,美國居民儲蓄率保持在7%~11%之間;2001年降至-0.2%;2005年又降至-2.7%。

  再看流動性偏好。凱恩斯認為,人們通常有持有現金的偏好,因此銀行利率不能太低;由于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當投資收益率低于銀行利率時,企業便不會貸款投資,導致投資需求下降。然而現在,信用卡結算和移動支付風靡全球,用現金支付的行為銳減,人們持有現金的偏好已大大改變。

  凱恩斯的追隨者曾對其理論作過修正,但最終皆于事無補。凱恩斯本人提出:從居民與企業兩部門看,供給側國民收入=儲蓄+消費;需求側國民收入=投資+消費,只要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總供求便可實現平衡。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假若生產已經過剩,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生產豈不是更加過剩。凱恩斯追隨者解釋說,若將兩部門擴展為政府、企業、居民三部門,便可通過擴大政府采購消化過剩供給。此解釋并不正確:政府擴大采購需增加收入,政府增加收入無非是加稅或發債;無論加稅還是發債,都勢必擠占企業投資;政府投資增加而企業投資減少,社會總需求未必會增加。凱恩斯追隨者又解釋說,可通過擴大出口轉移過剩供給。這一解釋也不成立:一國出口是為了進口,并以此分享國際分工收益,若只出口不進口,不僅不能分享國際分工收益,還會引起貿易摩擦;若進出口保持平衡,則不可能轉移過剩供給。

  可見,從需求側不可能解決結構性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我國“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就是說,我國雖然也存在內需不足問題,但主要矛盾是結構性矛盾,結構性矛盾必須從供給側發力才能解決。從經濟學角度看,改善供給也是擴大需求:改善供給結構可以更好滿足需求;改進供給服務可以引導內需;創造新的供給可以派生出新的需求。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根本上要靠供給側來推動。一次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一次次生產力的提升,并不斷創造新的供給能力。社會化大生產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進行回應。比如,過去人們出行坐馬車,今天可以坐火車、飛機;30年前人們對手機并無需求,自從“大哥大”出現以來,新的需求和產業鏈不斷被創造出來,現在智能手機用戶已越來越多。這都是在供給側推動經濟發展的案例。

  從供給側解決結構性矛盾要用改革的辦法

  我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結構性矛盾,那么,應該怎樣調結構?結構調整的過程其實也是資源配置的過程。亞當·斯密曾說配置資源有兩只手,即看得見的政府有形之手與看不見的市場無形之手。調結構應選哪只手?或者說調結構應由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我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要用改革的辦法調結構。用“改革的辦法”,當然不是用傳統計劃經濟的辦法,而是要由市場主導調結構。

  調結構為何要由市場主導?政府主導調結構要有三個前提: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來怎樣的結構是好結構;第二,政府人員要比企業家更懂市場;第三,行政調節要比市場調節更有效率。在真實世界里,以上三個前提很難成立。企業家也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也不可能知道未來怎樣的結構是好結構,但企業家能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化隨時調整投資,這樣所生產的產品才能更大限度地符合市場需求,由此形成的供給結構當然是好的結構。可見,所謂企業家調結構,實質是市場價格引導企業家調結構。

  由市場主導調結構,并不是說政府可以置身事外。相反,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明確界定產權并依法保護產權,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二是進一步放寬價格管制,推動形成供求決定價格的市場機制;三是打破市場壁壘與行業準入限制,讓生產要素充分流動。

  結論與啟示

  其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出的方案。當前全球經濟都面臨著結構性問題的困擾,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方案對其他國家解決結構性問題也具有借鑒價值。

  其二,從經濟理論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同于薩伊和供給學派的供給管理理論,也不同于傳統計劃經濟的結構調整方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對經濟學理論的重大創新。

  其三,貫徹中央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必須重點解決結構問題。特別是在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從供給側發力,用改革的辦法調結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編:畢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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