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
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2016-01-18
18 2016-01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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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日報》作者:習近平

(2016年1月18日)

習近平
 

  1月18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 李學仁 攝
  這次專題研討班的主要任務是:深入學習領會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特別是深入學習領會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以更好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推動“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
  五中全會閉幕兩個多月來,各地區各部門在宣講闡釋、學習領會、宣傳引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積極成效。同時,我們要看到,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任務繁重艱巨、形勢復雜嚴峻,貫徹落實五中全會精神要聚焦發力,首先必須下功夫領會好、領會透。這是黨中央把大家集中起來進一步學習研討的主要考慮。
  下面,我講4個問題。
  一、關于深入認識經濟發展新常態
  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講了多次,今天換個角度,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講講。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就是進入新常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變化,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實現這樣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并不容易,對我們是一個新的巨大挑戰。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謀劃和推動“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就要把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
  從歷史長過程看,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總是在不斷形成,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個長過程的一個階段。這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全面認識和把握新常態,需要從時間和空間大角度審視我國發展。
  從時間上看,我國發展經歷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幾個大時期,今天的新常態是這種大時期更替變化的結果。
  我國古代以農業立國,農耕文明長期居于世界領先水平。漢代時,我國人口就超過6000萬,墾地超過8億畝。唐代長安城面積超過80平方公里,人口超過100萬,宮殿金碧輝煌,佛寺寶塔高聳,東西兩市十分繁榮。詩人岑參就有“長安城中百萬家”的詩句。北宋時,國家稅收峰值達到1.6億貫,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那個時候,倫敦、巴黎、威尼斯、佛羅倫薩的人口都不足10萬,而我國擁有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工業革命發生后,我們就開始落伍了,西方國家則發展起來了。鴉片戰爭后,我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工業革命機遇沒有抓住,盡管民族工業也有一些發展、外國資本也有一些進入,如上海的“十里洋場”、天津的工業、武漢的軍工生產也曾名震一時,但總體上國家是貧窮落后、戰亂不已的,在時代前進潮流中掉隊了。這一狀態持續了百余年。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領導人民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毛澤東同志提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安下心來,使我們可以建設我們國家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文化和現代化的國防”。上世紀50年代,國家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后來,由于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左”的錯誤,還發生了“文革”那樣的十年浩劫,加上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不夠深入,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未能順利持續下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30多年來,盡管遇到各種困難,但我們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奇跡。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開放之初是第十一;2005年超過法國,居第五;2006年超過英國,居第四;2007年超過德國,居第三;2009年超過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國制造業規模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創造了世界發展的奇跡。
  隨著經濟總量不斷增大,我們在發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如同一個人,10歲至18歲期間個子猛長,18歲之后長個子的速度就慢下來了。經濟發展面臨結構調整節點,低端產業產能過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產業要加快發展,過去生產什么都賺錢、生產多少都能賣出去的情況不存在了。經濟發展面臨動力轉換節點,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經濟增長需要更多驅動力創新。
  從空間上看,我國出口優勢和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模式面臨新挑戰,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種變化的體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大踏步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國際市場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和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機會基礎上的大規模出口和外向型發展,成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1979年至2012年,我國貨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長率,快速成長為世界貿易大國。
  我國出口快速發展,也得益于西方國家黃金增長期釋放出來的大量有效需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西方國家結束黃金增長期,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業化、產業回流本土的進口替代效應增強,直接導致我國出口需求增速放緩。西方國家等強化貿易保護主義,除反傾銷、反補貼等傳統手段之外,在市場準入環節對技術性貿易壁壘、勞工標準、綠色壁壘等方面的要求越來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稅、設置出口配額等出口管制手段引發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我國近9年來連續成為世界上受到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較快,東盟等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憑借勞動力成本和自然資源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產業和訂單向我國周邊國家轉移趨勢明顯,導致我國出口競爭加劇。
  全球貿易發展進入低迷期,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態勢。據統計,過去幾十年,全球貿易增速一直保持快于經濟增速的態勢。近年來,貿易增速明顯下滑,連續4年低于世界經濟增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日本都經歷了出口快速增長期,成為世界貿易大國。從他們的實踐看,當貨物出口占世界總額的比重達到10%左右,就會出現拐點,增速要降下來。我國貨物出口占世界總額的比重,改革開放之初不足1%,2002年超過5%,2010年超過10%,2014年達到12.3%。這意味著我國出口增速拐點已經到來,今后再要維持出口高增長、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高比例是不大可能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經濟增長動力更多放在創新驅動和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上。
  在認識新常態上,要準確把握內涵,注意克服幾種傾向。其一,新常態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有人問,新常態是一個好狀態還是一個壞狀態?這種問法是不科學的。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是一種內在必然性,并沒有好壞之分,我們要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其二,新常態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裝。新常態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不要濫用新常態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態”,什么文化新常態、旅游新常態、城市管理新常態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現象都歸入新常態。其三,新常態不是一個避風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難做好的工作都歸結于新常態,似乎推給新常態就有不去解決的理由了。新常態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發展,不是不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是要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創造精神地推動發展。這個道理,我講過多次了。
  新常態下,盡管我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我們要把握這些大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推動我國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
  二、關于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我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和其他場合已經講了不少,今天不從抓工作的角度全面講了,而是結合歷史和現實,結合一些重大問題,從理論上、宏觀上講講。
  第一,著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創新擺在第一位,是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發展動力決定發展速度、效能、可持續性。對我國這么大體量的經濟體來講,如果動力問題解決不好,要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兩個翻番”是難以做到的。當然,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都有利于增強發展動力,但核心在創新。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
  堅持創新發展,是我們分析近代以來世界發展歷程特別是總結我國改革開放成功實踐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應對發展環境變化、增強發展動力、把握發展主動權,更好引領新常態的根本之策。
  回顧近代以來世界發展歷程,可以清楚看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創新能力,從根本上影響甚至決定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
  16世紀以來,人類社會進入前所未有的創新活躍期,幾百年里,人類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的創新成果超過過去幾千年的總和。特別是18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幾次重大科技革命,如近代物理學誕生、蒸汽機和機械、電力和運輸、相對論和量子論、電子和信息技術發展等。在此帶動下,世界經濟發生多次產業革命,如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信息化。每一次科技和產業革命都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面貌和格局。一些國家抓住了機遇,經濟社會發展駛入快車道,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迅速增強,甚至一躍成為世界強國。發端于英國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使英國走上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國抓住了第二次產業革命機遇,趕超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從第二次產業革命以來,美國就占據世界第一的位置,這是因為美國在科技和產業革命中都是領航者和最大獲利者。
  中華民族是勇于創新、善于創新的民族。前面說到我國歷史上的發展和輝煌,同當時我國科技發明和創新密切相關。我國古代在天文歷法、數學、農學、醫學、地理學等眾多科技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發明創造同生產緊密結合,為農業和手工業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英國哲學家培根這樣講到: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3種發明曾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以致沒有一個帝國、教派和人物能比這3種發明在人類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一些資料顯示,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項發明和發現中,我國占173項,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我國發展歷史上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我國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發展、科學技術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對周邊發揮了重要輻射和引領作用。近代以來,我國逐漸由領先變為落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錯失了多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
  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越來越依賴于理論、制度、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創新,國際競爭新優勢也越來越體現在創新能力上。誰在創新上先行一步,誰就能擁有引領發展的主動權。當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其主要特點是重大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科技成果轉化速度加快,產業組織形式和產業鏈條更具壟斷性。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出臺新的創新戰略,加大投入,加強人才、專利、標準等戰略性創新資源的爭奪。
  雖然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相當突出,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強,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通過創新引領和驅動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發展的迫切要求。所以,我反復強調,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科技整體水平有了明顯提高,正處在從量的增長向質的提升轉變的重要時期,一些重要領域躋身世界先進行列。但是,總體上看,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創造新產業、引領未來發展的科技儲備遠遠不夠,產業還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軍事、安全領域高技術方面同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我們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通過創新培育發展新動力、塑造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創新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堅持創新發展,既要堅持全面系統的觀點,又要抓住關鍵,以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突破帶動全局。要超前謀劃、超前部署,緊緊圍繞經濟競爭力的核心關鍵、社會發展的瓶頸制約、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強化事關發展全局的基礎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全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在科技創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力爭實現我國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領跑轉變。要以重大科技創新為引領,加快科技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加快構建產業新體系,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強、人強我優,增強我國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進人才發展體制和政策創新,突出“高精尖缺”導向,實施更開放的創新人才引進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二,著力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協調性。“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整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的整體,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統。堅持唯物辯證法,就要從客觀事物的內在聯系去把握事物,去認識問題、處理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十分重視并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認識和探索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矛盾運動規律。比如,馬克思提出,社會再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兩大部類必須保持一定比例關系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實現。
  我們黨在帶領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實踐中,形成了許多關于協調發展的理念和戰略。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統籌兼顧、“彈鋼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說:“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同志運用普遍聯系觀點闡述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典范。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針對新時期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在改革開放不同時期,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兩手抓”的戰略方針。江澤民同志提出了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處理好12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系。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后來我們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等。這些都體現了我們對協調發展認識的不斷深化,體現了唯物辯證法在解決我國發展問題上的方法論意義。
  新形勢下,協調發展具有一些新特點。比如,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再比如,協調是發展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一個行業在其特定發展時期既有發展優勢、也存在制約因素,在發展思路上既要著力破解難題、補齊短板,又要考慮鞏固和厚植原有優勢,兩方面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實現高水平發展。又比如,協調是發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統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強調協調發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更注重發展機會公平、更注重資源配置均衡。還比如,協調是發展短板和潛力的統一,我國正處于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階段,國際經驗表明,這個階段是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的時期,發展不協調、存在諸多短板也是難免的。協調發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補齊短板上多用力,通過補齊短板挖掘發展潛力、增強發展后勁。
  下好“十三五”時期發展的全國一盤棋,協調發展是制勝要訣。我們要學會運用辯證法,善于“彈鋼琴”,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從當前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突出問題出發,我們要著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這是五中全會在部署協調發展時強調的重點。
  要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生產力布局優化,重點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構建連接東中西、貫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網絡化、開放式的區域開發格局,不斷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要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促進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工農城鄉關系,不斷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共識、匯聚力量,用優秀文化產品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人民提供豐潤的道德滋養,提高精神文明建設水平。要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建立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格局,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相一致,使兩者協調發展、平衡發展、兼容發展。
  第三,著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色發展,就其要義來講,是要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人類發展活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這個規律誰也無法抗拒。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寫到: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樅樹林砍光用盡時,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本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的根基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
  上個世紀,發生在西方國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對生態環境和公眾生活造成巨大影響。其中,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先后導致近千人死亡、75%以上市民患上紅眼病。倫敦煙霧事件,1952年12月首次暴發的短短幾天內,致死人數高達4000,隨后2個月內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統疾病,此后1956年、1957年、1962年又連續發生多達12次嚴重的煙霧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因工廠把含有甲基汞的廢水直接排放到水俁灣中,人食用受污染的魚和貝類后患上極為痛苦的汞中毒病,患者近千人,受威脅者多達2萬人。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對這些狀況作了詳細描述。
  據史料記載,現在植被稀少的黃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脈也曾是森林遍布、山清水秀,地宜耕植、水草便畜。由于毀林開荒、濫砍亂伐,這些地方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塔克拉瑪干沙漠的蔓延,湮沒了盛極一時的絲綢之路。河西走廊沙漠的擴展,毀壞了敦煌古城。科爾沁、毛烏素沙地和烏蘭布和沙漠的蠶食,侵占了富饒美麗的蒙古草原。樓蘭古城因屯墾開荒、盲目灌溉,導致孔雀河改道而衰落。河北北部的圍場,早年樹海茫茫、水草豐美,但從同治年間開圍放墾,致使千里松林幾乎蕩然無存,出現了幾十萬畝的荒山禿嶺。這些深刻教訓,我們一定要認真吸取。
  在對待自然問題上,恩格斯深刻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這個道理要銘記于心、落實于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這是值得我們自豪和驕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國家羨慕我們的地方。同時必須看到,我們也積累了大量生態環境問題,成為明顯的短板,成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比如,各類環境污染呈高發態勢,成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這樣的狀況,必須下大氣力扭轉。
  我們的先人們早就認識到了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孔子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網打魚,不射夜宿之鳥。荀子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呂氏春秋》中說:“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這些關于對自然要取之以時、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我講過,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一定要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不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近利。我們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強盛、中國美麗。前不久,在重慶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我強調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就是這個考慮。
  各級領導干部對保護生態環境務必堅定信念,堅決摒棄損害甚至破壞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和做法,決不能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一地的經濟增長。要堅定推進綠色發展,推動自然資本大量增值,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的增長點、成為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讓老百姓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喝上干凈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環境中、切實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環境效益,讓中華大地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優美,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
  第四,著力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我國30多年來的發展成就得益于對外開放。一個國家能不能富強,一個民族能不能振興,最重要的就是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能不能順應時代潮流,掌握歷史前進的主動權。
  經濟全球化是我們謀劃發展所要面對的時代潮流。“經濟全球化”這一概念雖然是冷戰結束以后才流行起來的,但這樣的發展趨勢并不是什么新東西。早在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等著作中就詳細論述了世界貿易、世界市場、世界歷史等問題。《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洞見和論述,深刻揭示了經濟全球化的本質、邏輯、過程,奠定了我們今天認識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基礎。
  經濟全球化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一是殖民擴張和世界市場形成階段,西方國家靠巧取豪奪、強權占領、殖民擴張,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基本完成了對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區各民族都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二是兩個平行世界市場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批社會主義國家誕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世界形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在經濟上則形成了兩個平行的市場。三是經濟全球化階段,隨著冷戰結束,兩大陣營對立局面不復存在,兩個平行的市場隨之不復存在,各國相互依存大幅加強,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演化。
  與之相對應,我國同世界的關系也經歷了3個階段。一是從閉關鎖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階段,先是在鴉片戰爭之前隔絕于世界市場和工業化大潮,接著在鴉片戰爭及以后的數次列強侵略戰爭中屢戰屢敗,成為積貧積弱的國家。二是“一邊倒”和封閉半封閉階段,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向蘇聯“一邊倒”和相對封閉的環境中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之路,“文革”中基本同世界隔絕。三是全方位對外開放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充分運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實現了我國同世界關系的歷史性變革。
  實踐告訴我們,要發展壯大,必須主動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堅持對外開放,充分運用人類社會創造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和有益管理經驗。改革開放初期,在我們力量不強、經驗不足的時候,不少同志也曾滿懷疑問,面對占據優勢地位的西方國家,我們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對外開放機遇而又不被腐蝕或吃掉?當年,我們推動復關談判、入世談判,都承受著很大壓力。今天看來,我們大膽開放、走向世界,無疑是選擇了正確方向。
  20年前甚至15年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今天反而是我們被認為是世界上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積極主動同西方國家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作斗爭。這說明,只要主動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不但能發展壯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潮流。
  我們現在搞開放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同以往有很大不同,總體上有利因素更多,但風險挑戰不容忽視,而且都是更深層次的風險挑戰。這可以從4個方面來看。一是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積極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正在改變全球政治經濟版圖,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大勢難逆,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出現變革跡象,但爭奪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權的較量十分激烈,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政治、軍事上的優勢地位尚未改變,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遠。二是世界經濟逐漸走出國際金融危機陰影,西方國家通過再工業化總體保持復蘇勢頭,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發生新變化,但國際范圍內保護主義嚴重,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出現政治化、碎片化苗頭,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低迷,世界經濟還沒有找到全面復蘇的新引擎。三是我國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國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最大貨物出口國、第二大貨物進口國、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最大外匯儲備國、最大旅游市場,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版圖變化的一個主要因素,但我國經濟大而不強問題依然突出,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同發達國家不可同日而語,我國經濟實力轉化為國際制度性權力依然需要付出艱苦努力。四是我國對外開放進入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階段,我國對外開放從早期引進來為主轉為大進大出新格局,但與之相應的法律、咨詢、金融、人才、風險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難以滿足現實需要,支撐高水平開放和大規模走出去的體制和力量仍顯薄弱。
  這就是說,我們今天開放發展的大環境總體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有利,同時面臨的矛盾、風險、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別人精心設置的陷阱。關于下一步怎么開放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作出部署,我在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不斷探索實踐,提高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自覺性和能力,提高對外開放質量和水平。
  第五,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來的,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驅動,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物質精神產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要全面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各行業各方面的勞動者、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干部創造發揮作用的舞臺和環境。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具體而生動地描繪了“小康”社會和“大同”社會的狀態。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構想,共產主義社會將徹底消除階級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差別,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實現社會共享、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當然,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共同富裕。1990年12月,他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江澤民同志強調:“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本質特征,絕不能動搖。”胡錦濤同志也要求“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經過長期艱苦奮斗,我國人民生活質量和社會共享水平顯著提高,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共享發展理念,其內涵主要有4個方面。一是共享是全民共享。這是就共享的覆蓋面而言的。共享發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數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二是共享是全面共享。這是就共享的內容而言的。共享發展就要共享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建設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權益。三是共享是共建共享。這是就共享的實現途徑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過程也是共享的過程。要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匯聚民智,最大激發民力,形成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動局面。四是共享是漸進共享。這是就共享發展的推進進程而言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發展必將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的過程,即使達到很高的水平也會有差別。我們要立足國情、立足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思考設計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銖施兩較、該花的錢也不花,也不好高騖遠、寅吃卯糧、口惠而實不至。這4個方面是相互貫通的,要整體理解和把握。
  落實共享發展理念,“十三五”時期的任務和措施有很多,歸結起來就是兩個層面的事。一是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舉全民之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斷做大的“蛋糕”分好,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更充分體現,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要擴大中等收入階層,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特別要加大對困難群眾的幫扶力度,堅決打贏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攻堅戰。落實共享發展是一門大學問,要做好從頂層設計到“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工作,在實踐中不斷取得新成效。
  三、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在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我突出強調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引起了熱烈討論,國際社會和國內各方面比較認同。但也有些同志向我反映說,對供給側改革弄得還不是很明白,社會上很多討論看了也不是很清楚。這里,我再講講這個問題。
  首先,我要講清楚,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
  西方供給學派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當時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失效,西方國家陷入經濟“滯脹”局面。供給學派強調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應該從供給著手推動經濟發展;增加生產和供給首先要減稅,以提高人們儲蓄、投資的能力和積極性。這就是供給學派代表人物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線”,亦即“減稅曲線”。此外,供給學派還認為,減稅需要有兩個條件加以配合:一是削減政府開支,以平衡預算;二是限制貨幣發行量,穩定物價。供給學派強調的重點是減稅,過分突出稅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較絕對,只注重供給而忽視需求、只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
  我們提的供給側改革,完整地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是這樣說的。“結構性”3個字十分重要,簡稱“供給側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性”3個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不只是一個稅收和稅率問題,而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二者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
  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比如,我國一些行業和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產品還依賴進口,國內龐大的市場沒有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再比如,我國農業發展形勢很好,但一些供給沒有很好適應需求變化,牛奶就難以滿足消費者對質量、信譽保障的要求,大豆生產缺口很大而玉米增產則超過了需求增長,農產品庫存也過大了。還比如,我國一些有大量購買力支撐的消費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有效供給,消費者將大把鈔票花費在出境購物、“海淘”購物上,購買的商品已從珠寶首飾、名包名表、名牌服飾、化妝品等奢侈品向電飯煲、馬桶蓋、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據測算,2014年我國居民出境旅行支出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
  事實證明,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
  從國際上看,當前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歐美發達經濟體借貸消費,東亞地區提供高儲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俄羅斯、中東、拉美等提供能源資源的全球經濟大循環,國際市場有效需求急劇萎縮,經濟增長遠低于潛在產出水平。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勞動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上升較快,傳統產業和增長動力不斷衰減,新興產業體量和增長動能尚未積聚。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發力,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
  從國內看,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需求管理邊際效益不斷遞減,單純依靠刺激內需難以解決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因此,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近年來,我國一些企業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進行了成功探索。比如,前些年我國市場上各類手機爭奇斗艷,既有摩托羅拉、諾基亞等國外品牌,也有國內廠商生產的手機,競爭十分激烈,一些企業破產倒閉。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一些企業從生產端入手,堅持自主創新,瞄準高端市場,推出高端智能手機,滿足了人們對更多樣的功能、更快捷的速度、更清晰的圖像、更時尚的外觀的要求,在國內外市場的占有率不斷上升。世界手機市場競爭也十分激烈,名噪一時的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手機如今已風光不再,甚至成了過眼煙云。元旦過后,我到重慶看了一家公司,他們生產的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就是供給側改革的成功案例。這幾年,重慶筆記本電腦等智能終端產品和自主品牌汽車產業成長也很快,形成了全球最大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和國內最大汽車產業集群,全球每3臺筆記本電腦就有1臺來自重慶制造。這說明,只要瞄準市場推進供給側改革,產業優化升級的路子是完全可以闖出來的。
  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發展從根本上要靠供給側推動。一次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一次次生產力提升,創造著難以想象的供給能力。當今時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我看了一份材料,說在2015年世界經濟論壇新興技術跨界理事會上,18位科學家選出2015年十大新興技術榜單,包括燃料電池汽車、新一代機器人、可循環利用的熱固性塑料、精準基因工程技術、積材制造、自然人工智能、分布式制造、能夠感知和避讓的無人機、神經形態技術、數字基因組。我去年訪問英國時,在曼徹斯特大學國家石墨烯研究院,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教授和安德烈·海姆教授給我介紹了石墨烯研發情況和開發利用前景。石墨烯是一種新材料,發展前景十分廣闊,所以英國政府和歐洲研究與發展基金會都給予了大力支持。這些科技創新帶來了科技的飛躍,也將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勁動力。因此,推進供給側改革,必須牢固樹立創新發展理念,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四、關于把新發展理念落到實處
  新發展理念要落地生根、變成普遍實踐,關鍵在各級領導干部的認識和行動。對此,我強調4點。
  第一,深學篤用,通過示范引領讓干部群眾感受到新發展理念的真理力量。“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理念在人們頭腦中確立需要一個過程。確立新發展理念,需要不斷學、深入學、持久學,從靈魂深處確立對新發展理念的自覺和自信。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對新發展理念的學習,結合歷史學,多維比較學,聯系實際學,深入把握新發展理念對發展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深入把握新發展理念對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的指導意義,真正做到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
  我多次強調,領導工作要有專業思維、專業素養、專業方法。把握新發展理念,不僅是政治性要求,而且是知識性、專業性要求,因為新發展理念包含大量充滿時代氣息的新知識、新經驗、新信息、新要求。“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如果只是泛泛知道其中一些概念和要求,而不注重構建與之相適應的知識體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講話做事就會缺乏專業水準。
  我一直強調領導干部要成為經濟社會管理的行家里手,是有針對性的。在市場、產業、科學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的情況下,領導干部必須有較高的經濟專業水平。資本投入、安全生產、股市調控、互聯網金融管控等都是高風險、高技能的,如果判斷失誤、選擇不慎、管控不力,就會發生問題甚至大問題,嚴重的會影響社會穩定。一段時間以來,在安全生產、股票市場、互聯網金融等方面連續發生的重大事件,一再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現在,經濟社會管理難度很大,各種復雜因素很多,出現一些失誤是難免的,但學費不能白付,要吃一塹長一智,舉一反三,避免同一種失誤一犯再犯。對各種項目、投資、金融活動,要深入研判、評估風險,不能見錢眼開,有奶就是娘。簡政放權、先照后證不是不要管理了,該管的還要管,上級部門放的權,下級要接住,不能出現真空地帶,這也是守土有責。各級領導干部要自覺加強學習,增強領導能力,提高管理水平,不斷增強作決策、做工作、抓管控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
  古人說:“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知行合一,貴在行動。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涉及發展觀念轉變和知識能力提升,也涉及利益關系調整和體制機制創新。要把新發展理念貫穿領導活動全過程,落實到決策、執行、檢查各項工作中,努力提高統籌貫徹新發展理念能力和水平,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不能講得頭頭是道,做起來輕輕飄飄。要增強大局意識、戰略意識,善于算大賬、總賬、長遠賬,不能只算地方賬、部門賬、眼前賬,更不能為了局部利益損害全局利益、為了暫時利益損害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
  第二,用好辯證法,對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進行科學設計和施工。新發展理念的提出,是對辯證法的運用;新發展理念的實施,離不開辯證法的指導。要堅持系統的觀點,依照新發展理念的整體性和關聯性進行系統設計,做到相互促進、齊頭并進,不能單打獨斗、顧此失彼,不能偏執一方、畸輕畸重。要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善于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區分輕重緩急,在兼顧一般的同時緊緊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在整體推進中實現重點突破。要遵循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善于把握發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漸進性和飛躍性、前進性和曲折性,堅持繼承和創新相統一,既求真務實、穩扎穩打,又與時俱進、敢闖敢拼。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入山問樵、入水問漁”,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善于進行交換比較反復,善于把握工作的時度效。
  第三,創新手段,善于通過改革和法治推動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必須發揮改革的推動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一個新理念的確立,總是同舊理念的破除相伴隨的,正所謂不破不立。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涉及一系列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工作方式的變革,涉及一系列工作關系、社會關系、利益關系的調整,不改革就只能是坐而論道,最終到不了彼岸。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部署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是貫通的,各級領導干部務必落實主體責任、抓好落實。在貫徹落實中,對中央改革方案中的原則性要求,可以結合實際,進一步具體化;遇到改革方案的空白點,可以積極探索、大膽試驗;遇到思想阻力和工作阻力,要努力排除,不能退讓和妥協,不能松懈斗志、半途而廢。要深入分析新發展理念對法治建設提出的新要求,深入分析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在法治領域遇到的突出問題,有針對性地采取對策措施,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
  第四,守住底線,在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中及時化解矛盾風險。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在國際國內面臨的矛盾風險挑戰都不少,決不能掉以輕心。各種矛盾風險挑戰源、各類矛盾風險挑戰點是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應對不力,就會傳導、疊加、演變、升級,使小的矛盾風險挑戰發展成大的矛盾風險挑戰,局部的矛盾風險挑戰發展成系統的矛盾風險挑戰,國際上的矛盾風險挑戰演變為國內的矛盾風險挑戰,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領域的矛盾風險挑戰轉化為政治矛盾風險挑戰,最終危及黨的執政地位、危及國家安全。
  推動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前提都是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我們必須積極主動、未雨綢繆,見微知著、防微杜漸,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做好應對任何形式的矛盾風險挑戰的準備,做好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社會上、外交上、軍事上各種斗爭的準備,層層負責、人人擔當。
  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作結論報告,在講“準備吃虧”、準備困難時一口氣列了17條困難:第一條,外國大罵;第二條,國內大罵;第三條,被國民黨占去幾大塊根據地;第四條,被國民黨消滅若干萬軍隊;第五條,偽軍歡迎蔣介石;第六條,爆發內戰;第七條,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第八條,“不承認波蘭”,也就是共產黨的地位得不到承認;第九條,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第十條,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第十一條,天災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條,經濟困難;第十三條,敵人兵力集中華北;第十四條,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暗殺我們的負責同志;第十五條,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第十六條,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第十七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他說:“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干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這些,我們都要透徹地想好。”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這樣的論述,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講得很多、也很深刻,是治黨治國很重要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
  最后,我再強調一個問題,就是要更廣泛更有效地調動干部隊伍積極性。這個問題極為重要,現在看來也十分緊迫。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總的看,我們的干部隊伍素質不斷提高、結構明顯改善,總體上適應事業發展需要,特別是大批優秀年輕干部正在成長起來。同時,受成長經歷、社會環境、政治生態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當前干部隊伍也存在種種復雜情況,一個突出問題是部分干部思想困惑增多、積極性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為官不為”。對這個問題,我們要高度重視,認真研究,把情況搞清楚,把癥結分析透,把對策想明白,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
  綜合各方面反映,當前“為官不為”主要有3種情況: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為”,二是動力不足而“不想為”,三是擔當不足而“不敢為”。這些情況,過去也有,為什么當前表現得比較突出?除了一些干部自身素質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外,也有我們工作上的原因,還有社會上種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從我們工作來看,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單位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實施細則和配套措施不夠完善,政策尺度把握不夠準確,方式方法有些簡單生硬,對干部教育引導不夠及時到位,在思想、理念、作風、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操作上,一些地方和單位還沒有按照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新要求進行調整,或者還沒有調整到位,出現了不適應的狀態。從社會因素來看,主要是負面輿論和惡意炒作使一些干部模糊了視線、增加了困惑。
  大家都認為,一些干部“為官不為”已成了一個突出問題,各級黨委就要不等不拖、辯證施策,爭取盡快扭轉。要加強對干部的教育培訓,針對干部的知識空白、經驗盲區、能力弱項,開展精準化的理論培訓、政策培訓、科技培訓、管理培訓、法規培訓,突出針對性和實效性,從而增加興奮點、消除困惑點,增強工作責任感和使命感,增強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信心和能力。要把嚴格管理干部和熱情關心干部結合起來,既要求干部自覺履行組織賦予的各項職責,嚴格按照黨的原則、紀律、規矩辦事,不濫用權力、違紀違法,又對干部政治上激勵、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關懷,讓廣大干部安心、安身、安業,推動廣大干部心情舒暢、充滿信心,積極作為、敢于擔當。要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保護那些作風正派又敢作敢為、銳意進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調動廣大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勵他們更好帶領群眾干事創業,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斷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網絡編輯:畢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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